怡保的传说与历史
每一个城市或市镇，都有其开埠历史，追查城镇开埠史，自然须先从埠名来源着手。

马来亚城镇的名称，不像路名是由类似「街道命名委员会」的地方小组，开会后以纪念某个对象而取名。被纪念的对象，可能是已故或健在的王族，也可能是衙门老爷、富豪或社会贤达，而城镇名称的由来，大多从民间流传而最後定名的，如柔佛的巴株巴辖（Batu Pahat），源于「石井」；又如哥打丁宜 (Kota Tinggi) ，相传十六 世纪为六甲末代苏丹的後裔，在柔佛河上游的山岗建立城堡，外貌巍峨矗立，民间称之高处的王城 (Kota Tiggi) ，从此成为地方名。   
 
 还有一个例子，柔佛州名胜豐盛港(Mersing) ，原是马来语「茂盛之港」，此地渔产茂盛，起初华人译「茂盛港」，或「毛申港」，现在统一称为「豐盛港」，是经肚有墨水者润饰过的。由此观之，本地地名是当地人辨识或称谓特定地点的一个符号，平时叫惯了，经过沿革，便从此决定下来。 
 
 
取名来自一棵毒树怡保的地名，据说因一种叫「IPOH」的毒树而得名，原住民用树汁塗在喷筒的箭头来打猎。有一位海峡殖民地工程师费奈尔 (Fred Mcnair) 一八七八年在伦敦出版的书「毗叻与马来人」，书中地图出现(EPU)字样，相信是最早见于书籍的怡保地名，费奈尔文中隻字未没提怡保，可见那时这裡仍是寂寂无名的地方。 
 
一八七九年，毗叻第叁任参政司休罗(Hugh Low)在他的常年报告中提到「怡保是县中的最大村莊」，这裡传达一个讯息，怡保已具备村莊的雏型。跟据休罗的报告，这年近打县人口，马来人四千六百廿叁人，华人九百八十二人，欧洲人一人。而且，休罗笔下的怡保是叫Epoh，不但正音有了，而且非常接近现在的名称。怡保正名在一八八四年以後才出现。实际上，怡保不仅跟树有关係，它也跟河流有关係。  
   
怡保位于近打河流两岸，西岸位于旧街场，东岸是新街场。根据传说，很久以前，一个来自苏门答腊的海军将领，率领一批随从乘船来到苏毗叻州，沿着近打河溯游而上，来到昆崙朱罗(Gunong Cheroh)，船隻遇到浅滩搁浅而登岸，当整班人憩息时，土地公突然现身，告诉那将领河流叫「近打河」，並嘱咐他替土地取名古洛近打(Kulop Kinta)。按照神话逻辑，大概土地公说完话，即冒起一阵轻烟溜掉。那将领受指点迷津，便「叠起心水」定居下来，还自称为近打君主。神话通常都没有正确年代，因此将领幾时在近打落脚已不可考，但神话提供历史学家一条线索，就是，开始时並没有一个确定地方叫怡保，神话也涵蕴近打河属于近打盆谷的命脉。一九六○年代，马来历史学会两位研究员德斯蒙达得(Desmond Tate)和蔡汶荧，合撰一篇约万言的怡保研就报告，提到神话的启示意义时，这样说：「…传说上提及定居的古洛近打，是介于怡保和近打河之间，这故事的一项重要点是，那门答腊将领和随从越过昆崙朱罗，是因为船隻不能在河裡航行，这就成为决定怡保位置及其发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」 
 
 
华人称怡保为「埧罗」近打河是近打谷早期唯一与外界接触的交通线。全马第一条铁道于一八八五年在太平铺築。八年後打巴．安顺及怡保到华都牙也的铁道建成並正式启用。在这之前，舢舨或木筏包办了怡保和安顺的粮食及食物运载。一方面船隻将怡保边缘地带採到的锡苗，通过安顺海港运往槟城，而供应品则从槟城通过同样的河流运到怡保。

上述那两位学者並没考究本地华人称怡保为「埧罗」的源起，只引用曾任近打卫生局主席的陶格拉斯(Francis William Douglas，任期一九○四年至一九○七年的推断，指当时对贸易往返货物的上岸地点：「其中一处乃在河东岸(新街场)笠沙曼那地方的甘榜埧罗(Kampong Paloh)」埧罗，马来亚的意思有区域上的差别，雪花莪马来人的理解是溪流，但柔佛及槟城，却是指水坑或池沼。也许早期怡保是沼泽地带，人口稀少，据一个法国的锡苗勘测者戴摩根(De. Morgan)一八八八年所绘的一份本地地图，怡保被註明为一个「马来或沙盖的村落」  
 
十九世纪的英军进攻十九世纪十七年代，这个不受关注的村莊遭遇英军佔领的命运。一八七五年毗叻第一任参政司化治(J. W. W. Birch)被暗杀，海峡殖民地借词搜补兇手，军队佔领整个近打。也许风声传得很紧，第二任参政司占姆斯大卫逊(James G. Davidson)率领一千六百名从香港和印度调来的杂牌军，厉兵秣马，毗叻居民害怕会酿成一场战争，因此两年内是在不安状态中渡过的，近打县的矿业幾陷于瘫痪。据说大卫逊的指挥营便在怡保，一八七七年一月英军始退兵。   
 
 一八七四年英人开始干预毗叻时，怡保是「近打君主」後裔拿督邦里玛近打(Datok Panglima Kinta)的土地，拿督邦里玛近打拥有大部份的近打领土，而怡保是这领土的核心地带，从地理形势，怡保是近打河船隻可到的最高处，位居要津，是最好的停泊及起卸货物地点。具备这些优良条件，近打县的港边和甲板矿厂冒起，它自然变为一个交易中心。虽然英军撤退，不成气候的迷你型「毗叻战争」结束，但近打
矿业仍未恢复，休罗向海峡殖民地总部报告说：「在港边，近打河、马登巴当及美罗等多矿产的地方，目前(一八七八)的矿工不超过以前矿工数目的四分之一。」直到一八八四年情况才改观。  
  
矿业盛期人口逐增加从近打锡量逐年增加可窥见一斑，一八八叁年产量仅二万四千馀担，翌年增加了八千七百担，一八八五年比八四年激增了一万叁千馀担，一八八六年产量共六万叁千馀担，一八八七年八万六千馀担，八八年达人十万大关，八九年突破到十一万八千九百担，九○年已经到十叁万担，比八叁年产量增加超过五倍。

上面的数字，意味着近打谷矿业蓬勃，也意味着华人矿工不断湧到此处发展。一八八四年近打见华人人口是五千人，一八八八年增加到叁万八千人。一八八九年近打各族人口接近六万人。华人人口增加迅速，十年前(一八七四)华人仅九百八十二人，十年後已是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人。人口的增加，比起初期人口稀少的情况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

人口增加，怡保也开始发展，一个既落後而名不见经传的甘榜(村莊)，终于摇身一变成为毗叻州甚至整个马来亚半岛锡业最豐富、名声最响亮的地方。